邪教的“戒除”（deprogramming）：对干预过程的考察
我关于邪教的脱教研究始于1982年。那时，我正深入关注一个组织，它已渗入我82岁祖母所居住的一家疗养院内。该组织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把疗养者们当作吸纳对象，特别要求其成员作为付薪的专业工作人员应聘于这家疗养院。
祖母令我意识到了这一状况。通过与疗养院的执行董事一起调查，我们找出工作人员中的该组织的成员，随后，他们遭到解聘。这一个人经历使我初步了解到世界上极端的宗教组织和邪教。接着，我便成为了一名反邪教的活动家和组织者。
那段时期，我被2个国家委员会任命为委员，并且后来应邀加入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成为一名专业工作人员。在该机构期间，我经常遇到父母们带着已成年的孩子，典型如大学生，到我的办公室咨询关于卷入极端组织或邪教。
通常，在我们聘请的心理学家和/或社工的配合下，我总是与（求助的）家庭成员一起工作，努力使人们摆脱更深地卷入邪教。那时，我几乎不知这一干预过程被称为“邪教的脱教”。
1980年代，我参与了大约100例对类邪教组织的干预。（求助）家庭成员通过前述社会服务机构，及一个聘请我的社区教育办事处找到我，或者经由当地牧师，教育者及社区负责人介绍过来。
在此期间，我大部分工作是在犹太社区内开展，通过参与相关会议和专业交流，尽管工作量增加，但我开始意识到（存在）一个遍布美国的反邪教行动者和专业辅助者们的网络。通过与那些做着基本相同工作的人们进行交流，我后来才知道，我正在进行的干预工作被称为脱教。
玛格丽特·辛格，这位常被称为洗脑和邪教方面的重要专家[1]，把脱教定义为“向成员们提供邪教的信息，并向他们展示他们自我决定的能力已如何被夺走。”
经过多年实践，与邪教成员分享信息，并向他们表明，邪教的劝化力量已经损害他们独立判断的思维，这一基本过程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事实上，“脱教”这一名称本身已成为某种表明政治错误的用语。今天，大多数从事于邪教干预工作的专业人士更喜欢以其他名称来描述他们的工作。例如，“脱离咨询”，“思想转化咨询”，“系统干预治疗”。许多人相信脱教仅指非自愿的邪教干预工作。
尽管如此，玛格丽特·辛格提出的这个定义简单明了，也是对通过干预手段使人们摆脱邪教的一个最旗帜鲜明、最基本的认识。
美国已经不再对成人实施强制性邪教脱教了。在北美，只能对儿童的邪教成员实施强制性的干预（involuntary interventions）但必须在监护人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依照所谓托管的司法解释，确实对成人实施强制性邪教脱教，但其他任何合法干预都被取消了。
从1986年，我开始独自工作，这意思是说，我以私人顾问和邪教干预专家的身份开始工作。过去24年间，我参与了几百件干预工作，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英国、爱尔兰和以色列。
我不断发展、提炼我的干预方法。由于科技的提高和网络的应用，辛格奠定的基础依然有效，但在细节上已有很大改善。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干预期间主要是通过书籍、音像制品，以及与前成员的互动，来为邪教成员提供信息。
如今，互联网、数字化光盘、流式视频、电视会议以及其他技术手段直接影响着信息提供的过程。这些进步让干预工作中的相关信息搜集整理变得容易了。这些年来，预备、陈述与交流的方法都获得了很大提高。
本文希望用简明的语言与您分享我方法的基本结构与内容，以便更好地理解并且推动邪教的干预工作。
预备阶段
所有干预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做好充分的预备。
当有关的家庭、夫妇或任何人联系我后，我必须评估现状并把这些整理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包括一个包含大约50个问题的初步问卷，涉及该邪教成员的背景、参与的过程以及对当下环境的关注点。
同时，我也特别注意为这份文件搜集那些与相关邪教和（或）其领袖相关的信息。
然后，通常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电话咨询。
在实施干预之前一天，还要专门开一个碰头会。
在这个准备阶段中，由家庭成员来确定，他们中间谁是参与干预的最佳人选。即，在家庭成员中，邪教成员最尊敬谁、最赞赏谁，和谁感情最好？这一预备过程中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要决定（家庭成员中）谁来加盟干预小组。
在确定和组成小组之后，碰头会通常还要讨论以下问题：
·要遵守哪些规则？
·参与的界限和范围？
·每位家庭成员或朋友将担当什么角色？
·他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
·干预过程怎么开始、进行和最后结束？
每位家人和朋友的基本角色都集中在达到两个目标上面。这两个目标是：
1、确保那位参与邪教的人有所依赖。即，通过营造一种早就形成的对他的支持并且从来就是信任和理解他的氛围，而防止他中途离开。简单说就是，邪教成员并非为了我才参与干预，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不过邪教成员将一直得到家庭、朋友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任何对一个成人实施的干预都必须以自愿为基础并得到他们的赞同与合作。在预备阶段要预想可能的方案或潜在的情况。比如，他突然生气，打算离开。这种情况如何处置？谁是说服他留下来不要离开的最佳人选？
2、与我一起参与工作的家人和朋友同时也提供一手的目击证据。即，他们近来看到了哪些引起他们注意的行为？在一个干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一位邪教成员可能会矢口否认。既然我无法直接观察到发生了什么，那我就依靠在场的家人或朋友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我们还必须讨论和确定我们的任务。
干预专家的角色或任务是什么？
什么时候家人和朋友提出他们的意见、证据和关切最好？
我通常建议这个家庭允许我来提供主要信息，引导并推进讨论。
干预阶段
普通的邪教干预需要三到四天，不包括路上和准备时间。
就是说总共约24到32个工时，每天8个。
我用的时间越多，邪教成员越容易离开他们的组织。
我的干预工作，约有75%是成功的。就是说，被干预的成员在结束的时候决定离开所在的邪教。
我多数的失败则发生在干预的第一天或24小时内。
也有极少数成员在我和他们相处了3到4天后选择继续留在邪教中。
总的来说，我花的时间越多，干预的成功性就越大。
每次干预都是一次不断进行的对话或讨论。在这样一个讨论中，出席的每个人表达他们的感想、观察和看法。我的任务是导引和推进这个讨论，通常把注意力导引和聚集到一些明确的关点上。
要完成一个有效的和有望成功的干预，有四个基本讨论板块或领域十分重要。
这四个讨论版块是：
1、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定义是什么？
2、思想改造或转化是怎样起作用的？
3、引起关注的团体或领袖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4、家庭的关注是什么？
第一个版块讨论：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专门讨论破坏性膜拜团体定义的版块是基于心理学家罗伯特·简·里夫顿（Robert Jay Lifton）所提供的概念[2]预设。里夫顿的概念简洁客观，主要基于群体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信仰。里夫顿陈述了“膜拜团体可以通过三个特色来辨识”。
1、当最初维系群体的普遍原则失去力量时，一个具有克里斯玛魅力的领导人就逐渐成为崇拜的偶像。
2、一个称之为转化或者思想改造的历程。
3、领导人或统治小团体对信众的经济、性和其他剥削。
从本质上看，第一个标准可以被视为组织是由人格驱动的。也就是说，组织是被一个活着的极权领袖定义的。他或她是组织的核心和驱动力。他或她言出法随，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认为错的就是错的。组织的信众最终放弃了自己许多有价值的判断能力，只因为这些判断和领袖的不同。我们可以从那些特定的干涉案例中看到历史上的膜拜团体领袖们和他们的个人权力。
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的团体领袖吉姆·琼斯[3]（Jim Jones），大卫·考雷什[4]（David Koresh），麻原彰晃[5]（Shoko Asahara）和查理·曼森[6]（Charles Manson）都可以验证此点。考察的目的就是建立一条主线和历史基础，借以理解是什么或是谁造就了破坏性膜拜团体的领袖。
DVD的内容可以展示这些组织领袖的发家史。
其后我们就可以就这些处于干涉核心的特定领袖们展开讨论，他们在某些方面和现存的宗教定义和历史案例有相通之处。讨论可以集中在如果真有一种责任存在，那么是什么限制或监督领袖的权力呢？就他或她的影响力有明确的界限吗？领袖是否不会犯错？领袖是否能够遭到认真得质疑或反驳？如果领袖能确实地被质疑，反驳或证明错误吗，那么具体案例有哪些？
关于思想改造我们可以做某种简单的观察，比如证明缺乏独立和个体思考的行为模式研究。
我们可以假定一种观点：团体的成员一直在做些不符合他们个人利益，但是却符合团体最佳利益的事情。
最后一个标准是团体的危害性及其向破坏性膜拜团体德演变。其程度依团体的不同而变化。
一些团体可能比其他团体更具破坏性。讨论集中在我们涉及的团体所造成的具体迫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以前出版的新闻报道，法庭文件和其他来源的资料等文献来建立一种基于史实的不平等和迫害的模式。此外，家庭成员和其他被牵扯到改造中的人也可以提供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在历史上的破坏性膜拜团体和现在讨论的团体之间有许多相似点。
第二个讨论版块：思想改造或转化是怎样起作用的？
关于思想改造或转化技术的讨论是基于罗伯特·简·里夫顿[7]（Robert Jay Lifton），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8]（Margaret Singer）, 社会学家理查德·奥谢[9]（Richard Ofshe）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恰尔蒂尼[10]的著作。这些专家的著作构成了讨论的基础。在奥谢的文章“转化和态度变化”中，他提供了四个关键要素来区分转化和其他训练和社会方案。
1、依靠对一个人自我意识剧烈的人际和心理冲击来提高顺从感。
2、使用有组织的同性质膜拜团队。
3、利用人际压力来促进服从感。
4、操控某人的全部社会环境来固化被改造的行为。
这些膜拜团体的基本要素因而可以按照李夫顿（Lifton）的8条标准来梳理和展开。这8条标准是李夫顿在他《洗脑与极权主义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的，用来确立一个洗脑计划的本质。
1、“环境控制”，奥谢把这解说为对环境和交流的控制。
2、“神秘主义操控”，奥谢把这解说为一种情感和行为操控，在膜拜团体信仰和实践的伪装下完成。
3、“对纯净性的要求”，或者按奥谢的解说，要求对来自或由膜拜团体意识形态规定的行为绝对服从。
4、“忏悔的膜拜仪式”，奥谢把这个看作对个人或团体忏悔的一种偏执要求，最终会把个体成员变得完全脆弱、透明，没有一点儿个人隐私。
5、“神圣的科学”，奥谢把这解说为承认膜拜团体的意识形态是完美、无瑕疵的，或按李夫顿的说法，人类生存秩序的终极版本。
6、“语言搀假”，李夫顿把这解释为对语言的操控，特点是一些无思想的陈腐主题，代替了批判和分析的思想。
7、“教义高于人格”，李夫顿进一步把这描述为通过膜拜团体教义的透镜和措辞对人类经验和情感的重释。
8、“对生活方式的分派”，李夫顿把这看作对——那些不把膜拜团体教义看作低级和不值得尊重的人——的分类。
强制说服或转变思想与其他说服形式（比如教育、广告、宣传和传授）是有所区别的。
辛格玛格丽特·辛格绘制出了一个表格，将这些区别分门别类列在这个表格中，比如：知识体系的侧重点，交流的引导与范围，应变的能力，信念的结构，亲属关系的类型，欺骗，知识的广度，容忍度与方法。
思想转化是一种与其他说服方式不同的特别的说服形式，可以被看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与故意欺骗，为了澄清这一点，讨论这些区别很重要。
辛格在她的表格中扩展了埃德加·夏恩（Edgar Schein）提出的强制说服的三阶段论。埃德加·夏恩是说服技巧的倡导者和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描画了强制说服的过程和三个步骤：
1、“解冻”，或如辛格辛格所述，“动摇个人的自我意识”。这一过程包括“使他意识不到正在发生和变化的东西。控制他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控制他的物理环境。制造一种氛围，让他感到自己处在一个无力的隐秘处，既可怕又离不开它。尽量压制他的以前的行为和态度。”
2、“转变”，或按辛格辛格的说法，“让这个人对自己生命历程做出彻底的重新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世界观，使他接受关于现实和因果关系的一种全新版本。”
3、“再冻”，或按辛格辛格的解释，“提出一种封闭的逻辑系统；不允许现实的录入或批评”。其最高境界是辛格辛格所描绘的那样，让一个人冷冻或“对组织……对一个用得上的助手产生依赖感。”。
可以播放一些纪实性的DVD，来证明这些说服技巧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其中可以包括有关邪教的新闻报道，以证明它们的内在行为方式，同时也探索通过诸如催眠，痴迷，感应，冥想，瑜伽，唱歌以及各种不断重复的生理训练来获得一种易受影响的状态。
人们是如何通过被支配的偶像、间接的暗示、同辈的压力、规范的行为以及情绪的掌控而操纵这种易受影响的状态？
应当集中讨论的是，这些标准和说服技巧在有关邪教中又是如何得到具体运用的？
那些加入到干预活动中来也会提供他们关于邪教具体运用执行这些标准的。
同时还要评估各种感化技巧。
这种讨论基于罗伯特·恰尔蒂尼（Robert Cialdini）的作品《感化》一书，他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提出了所谓的“感化六原理”：
1、“互利原则”，要求人有所施，我有所报。辛格辛格解释说，这条有可能被邪教歪曲。即，邪教提供某种安全感、拯救感、幸福感和爱的感受，但也希望它的皈依者回报以绝对的顺从。
2、“委身与坚守”，想要通过语言、信仰、态度和行为来表达坚定不移的立场，而这种立场是社会所珍重的。辛格辛格解释说，一个邪教完全可以把这一条规则颠倒过来，一旦他们对组织承诺的义务责任的坚守出现偏差，该组织就让他们产生罪责感。
3、“社会的证明”，这种方法通过观察周围其他人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辛格辛格解释说，在邪教的环境中，“你环顾四周，你将看到人们行为与众不同。你会模仿你所亲眼目睹的一切，认定这些行为是得体、优雅和人们所希望的”。辛格辛格还进一步说，在邪教环境中，这一条可以被用来激发顺从感。
4、“偏爱”，人们倾向于赞同他熟悉和喜爱的人。不过正如辛格所说，一个邪教组织里的新人可能成为貌似无条件的爱的目标，这通常被称作“爱的狂轰滥炸”。这让新成员感到他们是受欢迎和被爱的，这也使他们喜爱组织中的其他人。于是他们感到，既然他们喜爱这些人，他们就应该顺从这些人的关切、建议，变得俯首帖耳。
5、“权威”，顺从权威人物的召唤是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力量。辛格解释说，这种尊重权威的倾向很容易被用于宣称拥有高级知识，威能和特殊的使命的邪教领袖。邪教成员把邪教领袖当做终极权威了。
6、“匮乏”，在机遇匮乏的时候，一旦机遇出现，人们就会格外珍视。辛格说，邪教成员可能被告知，如果没有团体，他们将失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失去无限的知识和福佑；在变化多端是世界上迷失方向，丧失按时回家的能力;或者，丧失该组织所提供的一切貌似很重要的东西。该组织还可以通过宣称自己的唯一性，即，没有任何别的组织可以提供相同或同等的达到圆满道路，而把这个原则效果放大了极限。
我们要再次集中讨论，某个特定的邪教是如何具体实施这些原则或感化原理的。
至此，我们应该评估一下邪教的文献，它们也是邪教运用这些原则是领域。参与干预活动人们也应提供他们与邪教及其领袖接触的一手经验，而这些经验也是通过实例说明邪教是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
讨论的第三板块：邪教组织或其领袖的有什么独特来历？
在这里，应当考察一下有关邪教组织。
它有着怎样的独特历史？
其领袖或领袖们的背景和个人历史是怎样的？
此处的目的是集中讨论任何邪教组织及（或）其领袖向其成员所隐藏的东西。
而且，有哪些发生过的事件，可能会被邪教组织歪曲解释或宣传？
由于可以从互联网获得相关信息，这一过程自然容易多了。
各种关于邪教及（或）其领袖的材料如今已是汗牛充栋，如今都可以讨论。
现在，与邪教及（或）其领袖明确相关的各种剪报、历史文献、法庭档案、电视新闻报道或纪录片，都可以加以讨论。
在此，反复讨论越来越集中在家庭成员是怎样看待这类组织的历史和个体的参与的。他们可能会补充在他们看来是对这种组织值得注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额外重要。这一过程为邪教成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受到控制的环境之外，去评估并批判性地考察该组织及其历史。这对邪教成员来说，可能是首次有了一个外部的参考框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第四块讨论：家庭成员的具体关切是什么？
在这个环节，家庭成员和有关人士注重表述的是他们为什么觉得阶段介入并对此展开讨论是重要的。他们根据其亲身的观察来详细解释，为什么参与这种组织对他们来说是有问题的，甚至使他们感到一种潜在的不安和危险。例如，关注的领域可能包括这类组织的资金需求、减少和紧张的通信、越来越多的隔离、不符合标准的生活条件、医疗疏忽、非法行为、性虐待、儿童虐待和忽视，现在或潜在的暴力以及明显增长的个体的心理和情绪的不稳定。
每个参加者都在这里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一些轶事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些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显现出来的。这时往往是干预期间最不稳定，最困难和最情绪化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我主要是集中关注这类组织是怎样可能已经造成或加剧个人问题和处境。例如，干预可能会因破坏性膜拜团体参与而爆发的某种特别危机而引发。这种危机可能是待处理的分居或离婚，个人破产，严重而又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疾病，或是一些预期的同破坏性膜拜团体相关的法律情况等。
个案
接下来是一些最近在美国和加拿大发生的涉及干预的具体案例。其中包括两个成功的案例，一个的结果是好坏参半，另外一个则以失败告终。
特里卡研究所（The Trika Institute）
一位丈夫向我求助，说是担心他的妻子陷入一个新东方团体。这个团体名叫“特里卡研究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这对夫妻已经结婚十几年，并育有两个年龄分别为七岁和九岁的孩子。39岁的妻子加入这一团体已经近两年。她拥有硕士学位，曾在一个私营企业里担任营销经理。然而，为了抚养他们的两个孩子，她不得不放弃工作，成为一个全职太太。这最终模糊了妻子的个体身份并导致了她自尊感的降低。
最初，她是在一个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特里卡研究所”的瑜伽课程。起初，她仅是希望通过定期的运动来保持良好的体型，而并不知道特里卡研究所是一个宗教团体。但是随着课程的进行，特里卡研究所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并非一个简单的锻炼场所，而是有着精神领袖和独特信仰体系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表现出极度地尊重和热爱他们的大师帕特里·克罗男，他也被“Dharmanidhi Sarasvati”。克罗男除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特里卡研究所外，他在泰国也维持着一间机构。妻子持续不断地参与终于导致了家庭危机的爆发。由于她不断增加在这一机构的承诺和时间，年幼的孩子被忽视。最终，在经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后，夫妻两人分居。妻子搬出家，住进接纳Trika成员的一所公寓。
在了解完情况后，我让丈夫不要再计较他的妻子已经加入特里卡研究所，并对之前所做的任何愤怒的对峙感到内疚，以清除任何影响他们未来对话的不利因素。他这样做了几周以后，夫妻之间的摩擦消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的越来越友好。他们俩虽然还在分居，但同意一家人一起到夏威夷过圣诞节。当他们从夏威夷返回后，丈夫请求我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进行干预。他的妻子曾建议他安排在1月1日，不过，到那时她将搬到一个控制更严的居所。我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开展我的工作。当我到达后，我会见了丈夫以及妻子一方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子的父母和她的哥哥，他们也是干预团队中的一员。我指导他们应该根据各自所参与的环节认识到，那些话应该说，那些话不应该说。家庭成员应该提供他们第一手的观察所见，但不应去争论、指责或者是进行无用的对抗。我们还讨论了谁是最重要的情感引力，能不让妻子离开。此外，我们还讨论和排练如何处理突发的事情，比如妻子突然切断干预或是离开。
我还同家庭成员一起审查了，在早先时间我们已经排练过的主要谈话环节。他们也提问了一些诸如我们的时间安排、休息、饮食以及在干预期间的每天晚上应该做什么等问题。在干预开始前的一天，我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准备。计划已经制定到位，丈夫要求妻子在他出席一个商务会议期间回家来照看孩子。当妻子回家后，我和他的父母、兄长已经等候她，孩子则被邻居照看。
妻子立即认识到这是一次家庭干预，她最初表现的非常愤怒，并拒绝参加，直接奔向车库。她的父母赶紧追上她，请求她回来解决问题。半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重新踏入房间。这时，丈夫把我介绍成是一名有利于会谈并能提供专家意见的顾问。妻子询问了我的背景、经历以及会谈的目的等问题。我解释说这次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分享消息，以便能够介绍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意见并对之进行解释。在场的每个人都一再强调指出，无论最终的决定是分居、离婚或是继续同这一组织在一起，都将由她自行决定。我们希望她在做出决定时，也能考虑当前的一些相关研究，以及我们所能分享的信息和讨论。我谈到多年来我处理类似特里卡研究所这些有争议的团体和运动的一些经验，接着我指出我已经研读了涉及这个机构及其领导人的历史、结构、活动和目的等问题的材料。我最后告诉妻子，一个没有什么去隐瞒的机构就没有理由去恐惧审查。到这时，妻子才同意留下并加入进来。
在干预的第一天，我们讨论了一组问题，包括前文所列举的四个讨论环节的每一项。我们谈到了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定义，思想变化的过程；讨论了这一组织的历史，以及这个家庭所关心的问题。在第一天，我们整整用了八个小时来讨论和评述。第一天结束后，我希望妻子在第二天能继续和我们见面。我也希望她不拒绝我任何方法和形式同与特里卡研究所相关的人保持联系。这些形式具体包括电子邮件，短信，电话或其他形式的沟通。我还解释说不会打断她在Trika的训练，同样也希望特里卡研究所不要打断我们之间的讨论。随后家人根据他们的观察说，她对所提供信息的反应均是她自发的、自己的想法，并没有看出受到来自这一团体的影响。但是，妻子再次出现了情绪爆发，她变得愤怒并攻击她的父母和丈夫，指责他们干预她的生活并试图控制她。在这时，她的兄长站了出来，并讲了他的感受。他说目前的情况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才抛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开车几个小时来参加这次干预。这立即让妻子再次感受到家人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她同意在第二天的早上继续讨论，不再与特里卡研究所联系或是受它的干扰，而是决定留在家里过夜。
在丈夫送我回宾馆的路上，我们又重新明确了前一天的指令。这就是，在我们第二天会合前，任何人都不应再讨论这个组织或是与其相关的话题。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因我不在而有可能出现的争执。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继续讨论。这一天我们集中在更加深入地讨论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定义。我们的谈话经常集中在类似破坏性膜拜团体的行为、动态、结构等方面，以及是如何被特里卡研究所和它的领导者克罗男所排列实施的。以这些准则为基础，我们又审视讨论了由丈夫所复印的这一机构的一些出版物和成员之间的一些通信邮件。我们还观看了一部DVD纪录片，是关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历史记录，其中包括许多前成员的评述。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二天所进行的活动。在我们第二天结束时，妻子似乎很好奇，问了一些关于这次干预的问题，即没有生气也没有争论。她答应不管有任何困难都会参加第三天的会见。
在第三天，我们深入讨论了采取强制说服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这次讨论包括研读先前列举的李夫顿、辛格、奥谢、夏恩和恰尔蒂尼等人的研究资料，并以此作为谈话要点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再次涉及到把Trika有相似之处的内部行动和实践看作平行的例子，来进行技术上的比较。在第三天结束时，我们观看了另外一部DVD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主要集中讨论心理和情绪的操纵问题，包括恍惚诱导及相关冥想技巧，催眠以及间接指令的使用。改变意识状态就是特里卡研究所所主要关注的。我们讨论了个体的暗示性和脆弱性，而这种经历会改变意识的状态。在第三天做总结时，妻子似乎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尽管对我们揭露的信息也深感不安。她与她的家人特别是与他的丈夫在一起轻松了许多。没有任何犹豫，她同意继续第四天的会谈。
在第四天，我们深入讨论了特里卡研究所以及它的领导人帕特里·克罗男的历史。我们一起审读了由她丈夫复印的这一机构的文件，所公布的报表，房地产的记录以及克罗男和他追随者之前的私人信件。一种开发模式开始出现。据称这一组织有一个慈善的目的并致力于改善人生存的条件。然而，很显然，大师通过牺牲他的追随者而过着安逸和奢华的生活。这可以通过相关文献、在泰国的合作团体的居住安排以及克罗男通过电子邮件持续提出的个人要求等得到明显的体现。所有这些都几乎不能反映“无我”和“开明”的存在，体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个自私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还观看了另外一些揭露这些类似膜拜组织领导者行为的DVD。在此期间，家人一再插话来诉说它们对这一组织的观察以及对他妻子生活的影响。在第四天快要结束时，妻子表现的非常安静并最终哭了出来，她请求她的家人原谅她的“愚蠢”。在这时我插话说，当这一组织用欺骗的方式招募她并对她施以操纵时，她不可能对这一组织给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这一组织及其领导者究竟如何？
他们应该对他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难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不应该得到指责吗？
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并跟进辅导，此外还利用在加利福尼亚的各种资源为她的不断觉醒提供帮助。对那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鼓舞而又高兴的结果。丈夫和妻子之间得到和解，她没有再与这一集团以任何方式进行接触。当然她也曾因担心可能受到这一组织对她或她的家人进行打扰，而在之后同我保持联系。
神的号角（Trumpet Call of God）
她是一位30岁的网站设计者，项目经理，是一个已婚的妈妈，育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两岁；但她却开始陷入一个名叫“神的号角”的网络宗教组织。该组织包括20至30名完全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络的积极成员。
组织的领导人——斯彼得·蒂莫西·拉思本（Speed Timothy Rathbun）宣称，他直接从上帝那儿得到启示。这些启示被转换成“来自上帝的信”的形式，并通过拉思本来发布。该组织几乎全部在网上通过使用通信电话会议，频繁的电子邮件以及网站留言板来进行联络；成员遍布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拉思本亲自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家中来经营这一组织。给“神的号角”所做的捐献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进行。
在她的丈夫和家人联系我之前，这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轻妈妈已经加入这一组织两年了。这时她刚刚告诉她的父母和兄弟，基于她的信仰，她将终止与他们联系。她10年的婚姻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尽管她仍然与丈夫住在一起。我是应她父母之邀来进行此次干预，这也得到她丈夫的支持。
准备会这一天集合了所有的家庭成员。正像在前面案例中所讲的那样，准备会是用来解释和讨论我们各自的角色以及可能的合理预期。第二天，年轻女子回父母家进行一个特别的探望，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分享她的信仰，并解释她先前为何决定与家人切断联系。
我的存在让她感到十分意外。她同样也不希望他的哥哥、嫂子以及丈夫在场。家里的所有电话和网络接口都被切断。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后，年轻女子变得明显激动并称这是对她信仰的“攻击”。我向她保证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批评她的基督教信仰，而是针对这个组织和它的领导者的行为。随后，她慢慢冷静下来。
第一天的讨论几乎持续了8个小时，在结束时，年轻女子同意在家里过夜，并将她的手机关机后交给她妈妈保管。我们也要求她不要再尝试同这一组织的任何成员进行联系或通话。在丈夫和家人的催促下，她答应了这些要求。
我们花了一整体的时间来讨论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定义，它的历史以及如此众多的以“圣经为基础”的破坏性膜拜团体。并将这些团体与“神的号角”进行横向比较。例如，讨论了大卫考雷什和威克大卫教派，考雷什也曾宣称在神那儿得到特殊的启示。吉姆·琼斯有歪曲圣经的嗜好，并以此来操纵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讨论了琼斯镇和在考雷什之后的所谓的“大卫教”的一些细节。
第二天是用来测试检验思想改造和强制性说服技巧，特别是那些以“圣经为基础”的破坏性膜拜团体所可能采用的。有关“大卫教”和“琼斯镇”的记录片也得到观看和讨论。此外，我们还讨论了这些组织的一个典型特点是缺乏财务透明度和问责制。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只有领导者才能知道这些钱最终去了那里。紧接者，一份由家人委托所做的私人侦探报告得到评阅。这份报告包括了拉思本的房产目录，公司的记录和他最近宣布的收入，这一数目是非常巨大的。所有这些信息都直接违背了拉思本曾经给组织成员的话以及他一再宣称不是被金钱所驱动的承诺。
在最后一天，家庭的每位成员都分享了他们对这一组织的具体关切，以及它是如何影响到年轻女子的行为。她的父母表示，当得知女儿要与他们切断联系后，他们感到非常的悲痛。他们说无论女儿信仰什么，他们都会永远爱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女儿决定与他们切断联系。他的哥哥谈到几个月来都没有她的任何信息，他是多么想念他的妹妹。他的丈夫则说，妻子向这一组织所做的曾诺似乎是要取代任何其他实际的考虑，包括她的婚姻和照顾子女。
在最后两天，年轻女子越用越多地问到关键问题。到第三天，她开始揭露一些有关这一组织的不为认知的关键信息。她谈到在这一组织中有婚姻关系的其他人也都忽略了他们的孩子。这位年轻的女子还透露，一位特别虔诚的成员最终被迫宣布破产，她怀疑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他向这一组织进行了过度的捐赠。
这些披露所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一组织的影响和控制正在衰落。
最后，这位年轻妇女关注的是如何警示他人不要卷入这个组织。
我们讨论了通过罗斯研究所的留言板分享信息，以及是否有可能通过它联系刚刚加入组织的人。
年轻妇女最终完全脱离了上帝之声（Trumpet Call of God）
法轮功
一位36岁的有4个10岁以下孩子的已婚母亲通过好友加入了法轮功。
起初，她将该组织视为锻炼与求得身体健康的一个机会。
但逐渐地，法轮功操纵了她的心智，并深刻影响到其宗教信仰。
这位年轻的母亲出身正统犹太教背景，她的整个家族都虔信著名的犹太哈西德教派，他们谨遵严格的饮食规则、安息日、服饰要求，以及男女间适宜的关系。
她的丈夫和家人发现她竟卷入了法轮功，深感震惊，自然认为这与家庭长期坚守的传统以及珍贵的宗教信仰相矛盾。
一个周四的上午，我参加了预备会。我们这个预备会是在在她哥哥家举行，因为家人一致同意在此过安息日，安息日是从周五日落持续到周六日落。
正统的犹太教守安息日，期间禁止使用任何电子器械，也禁止任何形式出行。我们认为最加干预时间就是在安息日期间的私人家里面，因为安息日固有的严格规约使之无法与外界法轮功成员联系。
出席预备会的有年轻女子的父母、丈夫和兄长。父母专程从佛罗里达飞抵新泽西共同实施这种干预。
令在场的每个人都深感忧虑的是，如若她继续卷入法轮功，离婚和对子女监护权的争斗就在所难免。
周五日落之前，我到了她兄长的家。她的家人介绍我为专家和顾问。我们舒适地坐在一间小房间里，开始讨论。
我扼要介绍了我的背景和此次聚会的目的。
她伤感地问家人何必如此，认为法轮功是“无害”和“良性”的组织。
每个家庭成员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她的父母认为，他们有悠久的犹太教信仰传统，不明白女儿为何背弃这一传统，放弃她作为犹太母亲的角色？
哥哥对她的选择也深表沮丧，他说，多年来，姐姐对犹太教虔敬不渝。
丈夫的言辞最为尖锐，他一再强调，他们举办了犹太教传统的婚礼，双方均在“耶和华面前”承诺要构筑一个犹太家庭，兑现“神的诫命”。他断言妻子违背了誓言，无视承诺。
妻子一再向大家保证，法轮功并非一种宗教选择，而是一种活动。
她还宣称，她的婚姻一直存有问题，并潸然泪下。
家人反驳说，没有一桩婚姻是完美的，倒是在她参与法轮功之前，她的婚姻幸福美满。
显然，这位年轻女子与另一位法轮功参与者发展了一段浪漫的爱恋。
她的丈夫质问他们的关系是否已亲密无间，是否已不忠。
妻子坚持说虽然彼此间有感情，但并未发生性关系。
第一晚的会谈结束之际，我们约好次日再谈。
安息日规定禁止电话或任何电子通讯，就没有必要再要求她承诺不与法轮功组织联系。屋里一重归寂静。
次日清晨，我们集中讨论了邪教的定义、法轮功是否符合这一范畴。
我们提及“李大师”的角色，他超自然主张，及其组织的行为方式。
我们还讨论了法轮功的坐禅和催眠。
难道法轮功鼓励意识的转换状态？
一些组织的练习是一种自我催眠？
如何测量基于情感的主观结果？
除了道听途说的故事外，法轮功还有创造了别的什么可以拥科学检验的东西？
李洪志如何证明具有超自然的神力？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下午。临近日落，年轻女子指出，犹太教的超自然力量同样也无法加以证实。
难道圣经的奇迹真的发生过？
摩西分开了红海？
还有诺亚方舟？
圣经中的描述当真是一种历史？
于是，我追问年轻女子，她的言外之意是法轮功声称的超自然力是基于信仰的宗教说教？
她未轻易做出答复。
我抓住这一点，有意问她是否认为李洪志的主张是一种宗教的主张。如若它们是宗教的主张，何以能同时信奉两种宗教体系？
我们还讨论了李大师的种族主义言论。
她再次解释了李洪志的种族主义言论，其中包含有一种由分配给各种族许多神灵组成的宇宙观。
我再次指出同时秉持两种信仰体系是不可能的，尤其当它们彼此矛盾时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一方面犹太教是一神信仰，而法轮功不是。
她何以可以同时信奉这两种有冲突性的信仰体系？
至日落时分，她似乎已经无计可施。
该年轻女子坚持认为修炼法轮功与宗教信仰并无冲突。
她向丈夫和家人保证，她的孩子会成长在一个“犹太家庭”。
我于是再次重申，一神教是犹太教因而也是犹太家庭最显著特征。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年轻女子拒绝进一步讨论，说我们的讨论已告结束。
最后，每个人都同意尊重她的意愿，结束干预活动，但觉得夫妻俩应去做婚姻咨询。
年轻女子也表态完全终止参加法轮功，断绝与任何法轮功成员的联系。
喀巴拉中心
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在时隔15年后决定退出一个颇有争议称做“喀巴拉中心”的组织。该组织由拉比菲利普·伯格领导，他的妻子叫卡伦，还有儿子迈克尔和耶胡达。喀巴拉中心不被主流犹太教所接受，也未受到喀巴拉社区学者的信赖。
相反，喀巴拉中心经常被指责为“邪教”
当父母在还是组织成员时，抚养了三个孩子。他们脱离组织时，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很乐意离开，但是大姐表示反对，她坚持认为父母脱离组织是错误之举。
我受托对仍留在组织的21岁的女儿进行干预。
我们开了多次预备会。最后一次预备会是在波士顿，她的父母、姑姑、叔叔，以及一位来自伦敦的前喀巴拉中心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筹备上，我们确信女儿对叔叔最有亲和力，一年多来，父母对女儿继续参与组织有过无数次的争执，但叔叔对喀巴拉中心从未有过过份的指摘。
我们讨论了干预期间阻止与组织成员联系的重要性。
我们指望女儿与她的姑姑在波士顿宾馆同住一个房间，在这间房间里开展干预活动。
父母则住进同一楼层的另一房间。
次日早晨会谈开始后不久，年轻女子大发雷霆。她生气父母没有事先向她申明此次的会谈。我解释说这是我的决定，是考虑到喀巴拉中心的影响和潜在的干扰。
她感到非常难以接受，冲出了房间。
她的叔叔追到了大厅，最后说服她回到了房间。
有一位来自伦敦的前喀巴拉中心成员分享了她的经验。她曾经是一名职员，工资微薄，不足以承担食宿，没有健康保险等固定保障。
这位前成员解释了像她一样的员工如何受领导人盘剥。她还披露了作为内幕人士，由于伯格极端独裁的领导作风所忍受的粗暴待遇。
我们讨论了邪教的定义，以及喀巴拉中心符合哪一具体标准。
随后进行了大量讨论，尤其是关于思想改造和强制说服的技巧。
父母和前成员不失时机地现身说法，以其个人回忆和经验，披露其如何运用这种强制说服技巧的。
讨论持续了一整天，期间，女儿时不时会暴怒，离开房间。
她的叔叔会尽责地跟着她出去，长时间在大厅与她交谈，最后他们又会回到房间。
如此，持续了三次。
最后，在长达间歇被打断的8小时讨论后，我们结束了会谈。
但女儿拒绝与姑姑或其他任何人呆在宾馆。她最终同意呆在波士顿的叔叔家。
我们商量好次日早晨再谈。她同意不再与喀巴拉中心有任何联系。
次日早晨她走了。
他的叔叔送两个孩子上学，将她单独留在了房间。
显而易见，叔叔离开后不久，她就与喀巴拉中心取得了联系并逃之夭夭。
随后的几个月，她拒绝与家人见面，与组织成员生活在了一起。
结论
希望我的干预/脱教法有助于对这一过程更好领悟。
作为一种干预手段，脱教是一种打破邪教编程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它在美国已成功运作了30多年。
正如案例所示，这一过程困难重重，并不总能如愿以偿。
我希望，通过共同努合作，比较和分享我们的经验知识和信息，我们就能更好地服务于个人和家庭免受邪教的荼毒。
附注： [1]“玛格丽特·辛格，一位洗脑和邪教方面的重要专家，82岁逝世” Anahad O’Connor，《纽约时报》2003年12月7日。 [2]"Cult Formation" th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February 1981 by Robert Jay Lifton [3]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www.culteducation.com/jonestown.html [4]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culteducation.com/waco.html [5]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www.culteducation.com/asahara.html [6]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www.culteducation.com/manson.html [7]"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by Robert Jay Lift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1 [8]“Cults in Our Midst”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5 [9]“Coercive Persuasion and Attitude Change”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ume 1,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0]“Influence” Robert B. Cialdini, Ph.D. Quill, NY, 1984 Revised 1993